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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教授同样赞成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破解贫富差距，他认为，要提高制度和管理的透明度，首先要取得社会公众的监督，没有社会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阻止腐败，也不能阻止寻租行为。

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还不含金融机构）净资产高达17万亿，平均每个国民1.29万亿元，且都是优质资产。也就是说，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仅从总量入手解决问题，将不得不容忍甚至恶化原有的结构矛盾。

讲三个产业的结构，即一、二、三产的结构更多地仍然是在讲一定投资总量中的合理分配问题，直接涉及的是投资本身的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3.中国居民消费是否增长并不慢？中国消费不足是否被低估了？针对以消费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确实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从来都是以内需为主，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并不慢，每年实际增幅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消费零售额增长达17%，比GDP增幅7.7%高出9.3个百分点。三是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往往是：（1）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以某个层面的某种程度的结构失衡来表现。不管从各国的发展道路看，还是从中国实践和理论上看，都能求证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仍需要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资率和出口。

例如，仅仅银发产业，据有关专家分析【注5】，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约1.69亿，养老床位数250万张。在中国现高储蓄率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快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满足经济增长因外需陡减、投资难以弥补的一块增长空缺，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10、席新柱 2009年 北京市海淀区 海淀区政府启动旧村改造工程，四季青镇北坞村村委会称与席新柱在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席新柱的弟弟称村委会从未和他们家谈论赔偿和拆迁补偿事宜。

其子马春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第四，剥夺了公民在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时的司法诉讼权。时隔多年，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迹象。向强拆人员泼洒农药、 淋汽油、掷砖块 张灿成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自焚 席新柱全身10%烧伤，目前仍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最终并没有保住自己的三层小楼。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暴力拆迁、违法征地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这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大学的五位学者，他们于2009年12月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第三，在程序上的规定值得商榷。6、潘蓉 2008年 上海市闵行区 上海机场集团兴建机场交通枢纽工程，计划拆除潘蓉建筑面积48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潘蓉不满118万元补偿，但仍被强制拆迁。

再次，程序的公平、权利的救济等问题。8、唐福珍 2009年 成都市金华村 成都市金华村修筑公路，要求拆除唐福珍夫妇投资700万元所建综合楼，仅支付房屋补偿费用217万元。饮鸩止渴金奎喜律师对记者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拆迁乱是由法规造成的，我觉得不是。由于拆迁补偿金相差22万元，老人爬上自家的树，抵制强拆。

蔡定剑在接受采访时说。投掷自制汽油燃烧 瓶对抗挖掘机 潘蓉夫妇以妨害公务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面对强制拆迁，权利救济无法实现，每个个体都像草籽一样微不足道、任人践踏。尝试对政府关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进行界定等等。

5、张剑 2008年 辽宁省本溪市 本溪市华厦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开发一个名为山水人家的 别墅项目，取得拆迁许可证，低廉补偿，张剑等住户拒绝搬离。第二，在内容上没有区别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上行政强制征用和为了商业利益的民事交换行为。而征收土地正是北大几位教授意见书的精髓之一。后被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金奎喜律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不过，观念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草案》呈现许多亮点：去掉了被拆迁人这一概念，以被征收人取代。

金奎喜律师对本刊记者说。自焚 翁彪身亡，拆迁办6人烧伤。

但也有不少人就《草案》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政府强大的公权力之下，每个个体的努力都无异于螳臂挡车。

恶法酿祸当一个又一个被拆迁人为暴力拆迁付出了生命和尊严，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再也不能坐视无睹。从楼上扔石头 李会明、李爱珍、陆水德被以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

岁末年关，席新柱和家人无力阻挡自家房屋被拆迁的命运。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人口和土地之间矛盾日益严峻。居民用红布条和40余瓶液化气罐门堵路 贵阳市警方调集警力平息现场，对24人实施刑事拘留。由此可以推断，如今媒体报道的因强制拆迁引发的社会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周其仁：那也许可以请他们从经济学的思维中吸取营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革，特别是要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靠价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来配置资源。

不过，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条件下，中国与欧美日本各自的比较优势还是大有潜力，中国综合的成本优势并不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就消失了。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选择不同。

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人有什么特别，而是转型社会遭遇的道德标准紊乱问题。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中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哪里走不通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再来回做试验，直到解决问题。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

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68年我从上海去东北下乡的时候，大上海最高楼（国际饭店）只有24层。

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